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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停止内卷,2亿中国年轻人会爆发新的高度”

Jul 03
admin 2022-07-03 11:38 人才招聘   浏览量:   次

“我早上起床,去做一份根本不喜欢的工作,

我工作只是为了钱,可钱还少得可怜,

我每天都付出更多努力,但情况完全没有改变,

我不只是累,我是筋疲力尽。”

这是美剧《小谢尔顿》里面的台词,

说出了“打工人”的心声。

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,

流行用“打工人”一词自我调侃。

作家杨照和钢琴家女儿

一条专访了著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杨照,

和他聊了聊“打工人”。

杨照,毕业于哈佛大学,

20多岁时便立志于做一个没有头衔职位的人。

近期,他出了一套音频节目,

解读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·韦伯的思想。

韦伯所说“职业”和“志业”的区分,

正击中当下年轻人、甚至中年人的心理。

在我们的专访中,杨照以韦伯思想作为“工具”,

谈了谈当下“打工人”所面临的种种情况,

比如35岁的年龄门槛、内卷循环,

对于大厂职位、公务员的追求心态等。

“中国年轻人,是非常有能力的世代,

照道理讲,如果爆发出来,应该能达到一个高度。”

自述:杨照

编辑:倪蒹葭

责编:陈子文

“打工人”这个词变得流行,是一件悲哀的事情。

“打工”在中文里面从来不是好事,表示这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,而且酬劳不高。“打工人”,延续着这样的负面联想,它恐怕是从香港,尤其是香港电影里过来的。

许多人感觉到同病相怜,一来不是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;更进一步,你觉得这个工作随时都可能失去,你和工作之间还是一个游离的关系。

《我的解放日志》剧中上班族

我在大学念历史系二年级时,开始读韦伯。任何一个人不可能独自在孤岛上过日子,我们必然活在社会里,韦伯建立了这个知识的系统,指引我们如何去思考现代社会,让我们面对社会的种种疑惑时,不至于那么无力无奈。

韦伯所说“职业”和“志业”的区分,正击中了我们的心理。

念历史系,毕了业出路在哪里?那叫做“职业”的考量,意思是我们去适应现实的系统,把自己放进既有的框架里,找到一份工,领薪水。但你要记得,这不是生活里最应该重视的事。

韦伯提醒我们,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要去追求志业(vocation,表示是一种神圣的召唤),而不是职业(profession)。

在一生当中,你的生命如果要活得有意义,非做不可的事——那叫做志业。人们在这个志业上面安身立命,得到自己的尊严,以及一种创造的成就感。

杨照在哈佛大学

杨照擅长用通俗的方式讲历史,许多书畅销到一版再版:《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》、《史记的读法》、《故事照亮未来》......

我今年快60岁了,从来没有强迫自己去接受任何一个职业。不管给我多少钱,给什么样的工作条件,我不要做自己觉得没有意义的事。

我最重要的一个身份,最重要的一个工作——我是一个读书的人。

我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,不过大部分的工作都跟读书有关。

这时候就不是在用一种“打工”的心态,对这个事情的追求更深一层,给你自己带来更深的满足,当然也可能带来更深的挫折。

所谓“职业”,是一种交换,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,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,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。

“打工人”分外悲哀的是,连“职业”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。社会变动太快,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半路出家,转到这个行业没有一定的必然性,栖栖遑遑,不知道两三年之后是不是还在做这个,不能安身,更不要说立命。

如果你认定自己是“打工人”,而且有刚刚所说的这种情绪,该怎么办?

我也只能用听起来非常古老的口号来回应——“打工人”起来为自己的命运而努力。

愤怒地问,到底谁把你搞成了一个“打工人”?尤其现在“打工人”和“内卷”结合到一起,只念完本科,告诉你不行,稍微好一点的工作要留给研究生,于是你只好考研、留学,想尽办法去海外留学,回来最后得到的就是打工的工作。自我准备和社会给的条件中间有一个差距,这个差距是如何形成的?

弄清楚了之后,才知道怎么改变。

《都挺好》中的程序员

看待大厂,我基本的态度都是我要提一个完全相反的口号——“小是我故意的”。

大对谁好?对于那样一个机构组织可能是好的,可是对于里面的人是不是好?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。

还有一件事,当你追求“大”的同时,就失去了细腻的程度,而只有在细腻的程度上,才能够找到个人真正发挥的空间。

我今天开一家店,营业额3万块,等成长到15万,我就要开第二家分店,站稳之后,我就开始想第十家分店会在哪里。

在追求“大”的过程中,现代社会的“工具理性”制约了我们自己到底是谁,我们要追求什么?所谓工具理性,是严格用成本效率来计算。

对照一下看,日本的职人精神表现到最极致,其实就是刚说的口号“小是我故意的”。比如轻井泽卖牛肉饭的店,开门前两小时就有人在排队了,但老板给每个人发号码牌,只准备100号,100碗牛肉饭卖完今天就没有了。

日本开饺子店的奶奶,晚上追随自己的兴趣去夜店打碟

他为什么不扩张,为什么不给自己企业上面的成就感?他真正满意的成就感,就是每一碗牛肉饭,都做到能力的极致。韦伯说什么叫做“志业”,就是这件事情我一直做下去,我不会无聊,因为这是我生命的目的。

找到了这件事,然后我这样做,每天都很有成就感。而不是靠着卖了更多碗,有更多顾客,来决定今天有没有成就感。

玻璃职人和他的作品

我们用手和血汗去做出自己的创造物,变成了一个创造者,用马克思的说法,这是人生命最高的价值。这个时候,牛肉饭是他的创造物,他是一个创造者,每一碗牛肉饭都来自于他的生命,让他去雇人做出来牛肉饭,对他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。

我这是把“大”和“小”推到极端来对比。大者必须一直不断保持扩张,好像这样它才能够没有危险,但对于在那个环境底下去工作的人,对他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?希望大家借由相反的生命态度去反思。

35岁工作年龄门槛,表示大陆是一个年轻的社会,包括现在大家60岁退休,全世界没有多少60岁退休的社会。

这样的社会是倾向于年轻世代的,让年轻世代有更多发挥的机会,但另外也产生了年轻世代更高度的竞争性,这会带来一个副作用。

因为年轻世代最大的特色,在于创造力,但年轻人花了太多时间在互相竞争,造成零和游戏(指一项游戏中,游戏者有输有赢,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,而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),进一步消磨了作为年轻社会最应该要有一种长处——创造出新的局面,新的工作机会和新的工作形式。

在今天的状态下,我所看到的是年轻人花绝大部分时间抢夺既有的工作机会。通常都是往“下”抢,海归的、博士学位的也来抢管理员的工作。

北京大量互联网行业青年从霍营站坐车上班

我真的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年轻人,他们自我准备了这样的能力和意志,可是被消磨,花了太多的时间在焦虑当中,在一直不断地往“下”去做,去跟人家抢夺低于你既有准备的工作。

往“下”做很多时候意味着在浪费你的青春和时间,你没办法快速地在这个过程当中迎接挑战,在挑战的过程中让自己变得更好。

后来大家在比什么?在比我怎么可以只稍微往下一点,只把自己压抑下来一点,以便能够找到工作。

景德镇钻研手艺的年轻人

石嫣是清华大学博士后,丈夫是博士,两人放弃光鲜工作,去顺义乡下发展可持续农业

改革开放以来,一整代的年轻人起来了,放到世界上,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世代,这是了不起的成就。

我真的很希望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自己能够认知体会这件事,这落在你们的肩膀上,不应该一直想要去抢夺一个明明知道比你能力差的工作,要去创造出你自己的东西。

1亿、2亿中国年轻人,照道理讲爆发出来,应该能够达到一种高度。我还是一直保持这个最高的期望。

台湾青年有他们的问题,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志愿,不觉得自己可以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业,所谓“小确幸”心态。

因为他们太清楚,在社会里面,你占了某一个位置,做什么样的事情,最后会得到什么结果,基本上是固定的。

中国的付费自习室,九成消费者是已经工作的白领

从2008年我去大陆,就开始观察到这样的现象:年轻人非常地焦虑,十几年之后好像没有真正地改变。

让青年焦虑的地方,是因为有太多你没办法控制的事,这个社会没有你做了什么努力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的必然性。

包括前面讲到“内卷”,你去了美国、欧洲留学,得到了学位回来,所有这些条件它不会必然带来什么样的结果。相对于有些人进入一个房地产公司,短短三年变成经理人,月入很高,你看得目瞪口呆。

自习室学习者的笔记

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去考公务员,不只是安定感,还多了一种我可以体会的叫做“正义的保障”——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时间,结果可以预见。

韦伯所说的官僚体系,指的是在社会组织的过程当中,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机制,管辖社会的基本秩序规范,使得社会的秩序规范能够保持最稳定。

所以官僚体系两个最重要的特性:第一是层级制,一层一层的科层组织;第二它的根本精神是“认程序不认人”。

从一个角度看,它是最稳定的,但必然有另外一面,它为了稳定,把个人的作用降到最低点。

当你想要进入这个体系,先认清楚这个硬币的两面。而且待了一定的时间之后,如果离开这个系统,大概很难再适应变动的社会,这几乎是一条单向道。

图源:《奇葩说》

用什么样方式也许可以塑造出一种跟“内卷”刚好相反的循环?

我举两个例子。欧洲从前是讨论保障“工作权”,但欧洲现在最极端的(从我们的角度认为最极端),是讨论保障“不工作”的权利。

普遍最低收入保障——意味着可能什么事情也不做,国家政府保障他有一定的最低收入。它的概念是“工作”不是一个人生命的必要,是可以自己选择去实现生命目的的一种手段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,欧洲对于什么叫做工作、什么叫劳动条件,有许多改变。今天我们所熟悉的,像工时限制、休假的权利、失业伤害的保障、结婚生育乃至于丧葬的保障,基本都是从欧洲而来。

第二个例子是台湾所发生的事情,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戏剧性。

但经过几十年,对比我们这一代,跟我女儿这一代,最大的不同是:我们那时填大学志愿,选择每一个科系就代表一条路;但我女儿他们不再觉得眼前的路只局限于贸易、法律、中文这些科系,他们想象将来要做的事情,要多元开放太多。

台湾年轻人有个观念“小确幸”,所谓的“小”是什么?意思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小路,并非都在同一条路上争抢。

香港一家极小的理发店Visage One,老板一人打理,每天最多为5个客人理发,他也是爵士乐迷,晚上这里变成爵士乐酒馆

比如说,开咖啡馆虽然很普遍,但年轻人想这件事的时候,用力钻研的地方不同。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出路是彻底地去了解所有的咖啡豆,有人最重视的是把咖啡馆里的装潢气氛做好,有人研究烘焙技术……延伸出来各种不同的路、不同可以去追求的东西。

欧洲的过程,经历了半个多世纪;台湾从我这一代到下一代,经历了一个世代的实践,所以还是要耐心。

“我不想打工,我能干嘛?”——你必须得接受现实,认识到这就是时代,这是社会。可是,永远不要低估自己。

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规范是管到100%,一定有一些空间,你需要有知识和执行力,去把这个必然存在的空间给找到。

更进一步,你下决心设计出聪明的行动,把这个空间给打开大一点。

从个人做起,然后慢慢就变成一股潮流。每一个人可以多元发挥自己的能力,在工作上面得到尊严和创造的成就感。

大概在我20岁的时候,在念台湾大学历史系,当时立下一个志愿:我想做一个一辈子不要上班的人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,我想要进学院里当一个教授,因为教授不用打卡上班。

后来到了24、25岁,在哈佛大学念硕博的时候,我又把愿望做了一个调整:

我想要做一个没有头衔、没有职位的人。

因为我学习马克思、韦伯的思想,能体会到在现代社会里,只要有一个头衔职位,就有很多的规范和虚伪,我想要尽可能做一个authentic(真实)的人。

我今年快60岁了,基本上做到了,从来没有强迫自己去接受任何一个职业。

《对照记@1963》里我讲过,我曾在台北艺术大学当过兼职讲师,但几年后决定不再回去。

在非学院系统的“诚品讲堂”、“敏隆讲堂”上课得到的钟点费,是大学兼课的五六倍,而且那些自己付费来上课的学员,又比拿父母的钱注册的大学生认真多了。

后来台湾艺术大学邀请我去客座开一门课,很有诚意地特别申请了客座的经费。但是办手续要填许多表格,“表格”是我人生当中突破不了的罩门,我看不出绝大部分表格存在的道理。因此决然取消了原本答应的客座课程。

作家杨照与女儿李其叡

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:我是一个读书的人,每天花很多的时间读书。目前到底出过多少本书,如果把所有的版本都算进去,应该是100多。

或许我的存在可以给部分年轻人有一点点鼓舞作用。

当你们给自己找理由的时候,“虽然我一点不想去什么工作,但是没办法,非得去”。为什么会没办法?我所遇到的种种不同挑战,不见得比你们的要小,我能够这样活下来,你也可以试试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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